职教驶入高速路，青年插上技能翅膀

龚涛是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大二的学生。2019年从部队退役后，得益于当年的高职百万大扩招政策，他成为一名大学生。

这一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2020年、2021年两年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两年，我国高职分别扩招116.4万人和157.4万人。

国家连续两年发出高职“扩招令”，这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绝无仅有。近300万名青年由此拥有了走入大学校门的机会，龚涛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高职扩招政策，我很难实现自己的大学梦。”龚涛说。

职业教育的提速发展不仅给更多青年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能切实促进更多青年更好地就业，更是让国家走向了依托技能人才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助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走出山村

去年11月，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金融学专业学生杨勇收到一笔国家奖学金，成为该校1200余名云南建档立卡贫困生里唯一的国奖获得者。他拿出500元给爸爸妈妈添置衣物，剩下的奖金存了起来，“未来参加专升本考试、考证、实习都能用得上”。

2019年、2020年两年，高职院校共扩招270多万人。截至2020年年底，东部地区职业院校招收对口帮扶学生突破100万人，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等7类资助对象234.79万人，杨勇成为其中之一。

杨勇的家乡远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偏远的山区，父母务农。早些年他患了病，家里为筹钱做手术，找亲戚借了不少钱。

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原可以在云南就读二本院校，但心疼父母年纪大，哥哥还在读书，杨勇动了辍学打工的念头。结果，高中班主任打电话告诉他高职扩招的消息，建议他去试试。

杨勇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改变。

高耸的大厦、奔驰的地铁、涌动的人潮，“像是来到另一个世界”，杨勇从未想过自己能走出大山，来到深圳求学。

两年里，他早上6点到教室读书、学英语；寝室桌子上贴满今日计划表，完成一项就撕掉一张。

2019年6月，教育部会同财政部调整职业院校奖助学金政策，首次设立中职国家奖学金，完善了以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为主，地方政府资助、学校和社会资助等为补充的职业教育资助政策体系。高职奖学金、助学金覆盖面分别达到30%和25%。杨勇便是政策调整后的高职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在服务脱贫攻坚上，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农村，千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道。

“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已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

来自四川达州市通川区安云乡的陈善林成为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2017级光通信技术专业的学生。作为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去年，他来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凉山分公司工作，负责网络技术支撑。

高职扩招，从千万家庭中吸纳、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扩招踢出了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临门一脚'。”陈子季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道。

让大学生创业者不愁就业

4月1日晚8点，曾在长江职业学院就读的河南南阳创业者刘马生在仓库指挥师傅搬货发车，近3万单的货物正从河南粒粒苦商贸有限公司发往全国各地。

早在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就启动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遴选100所高职院校进行重点建设，后又遴选100所“国家骨干性高等职业院校”。2019年12月，教育部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高计划”）第一轮建设单位名单，共有197所高职学校入选当年的启动计划。

即便职业教育也有了顶尖学校，但社会上对职业教育一直存有偏见和质疑。

刘马生用行动蹚出职业教育另一条成功的路径。这个90后来自河南南阳镇平县，2018年他创办了另一家公司，管理仓库5000多平方米，年产值1000多万元。

“在职业学校我们有一个创业圈，实践创新创业的氛围浓厚，只要项目初具规模，都会得到学校的支持。”大一时，刘马生曾去一家快餐店做兼职，那时外卖还未兴起，晚上，宿舍里越来越多的同学习惯让他带回汉堡、可乐，“外卖”的商机初显。

2013年，他身上仅剩80元，于是他用40元买了一辆送餐的二手自行车，又用20元买了一部只能发短信的老式手机，剩下20元全部用来印刷送餐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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